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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2页）

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勉力十足的活生生的人。”

与约翰·科恩福特或詹姆斯·克拉格曼（剑桥大学生中两位最著名的党务活动

积极分子）相比，他的兴趣范围要宽广得多。虽然他倔强而又固执，但这并不妨碍

他对一切都感兴趣，并且关于任何话题他都能谈出自己有趣而独到的见解。

为使布兰特确信，他的职责就是把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体现在为共产国

际做出的实际工作中，体现在最终为克格勃效力，体现在与法西斯主义的国际斗争

中，伯吉斯竭尽全力地对布兰特施加影响。他之所以这样做可以用他最喜爱的克洛

德·科克伯恩回忆录中的一句话来概括：“你的行为以某种方式与你的言语相一致

的时刻到了。‘这就是所谓的‘真情时刻’。”

这个时刻的真正到来是在1933年。那时，伯吉斯受杰里的“与反法西斯‘五人

组’团结起来”的理想所鼓舞，也着手建立了剑桥“五人组”。布兰特在其1933年

（这是他仕途的转折时刻）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1933年秋，剑桥突然之间就传遍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时间我是不会记错的，

那时我由于免修秋天的课程，正好在休假。待一月份（1934年）回来时，我发现几

乎我所有的年轻朋友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并加入了共产党。剑桥一夜之间似乎换

了一副模样。”

布兰特那时还不能公开谈论剑桥的“巨变”是如何影响他的。伯吉斯那时宣称，

“真情时刻”业已到来，布兰特应将自己全部力量献给反法西斯的共产国标秘密斗

争。1933年秋天的学期末，伯吉斯在罗马与正在休假的布兰特见了面，当时布兰特

借宿在罗马一所英国学校图书馆馆员埃利斯·沃特毫斯那里。沃特毫斯房东并不清

楚布兰特与伯吉斯所从事事业的性质。可是他说，在伯吉斯到来之前，“他们的谈

话从未涉及政治。但这却是伯吉斯唯一想谈的东西。他在政治上是个行家里手。布

兰特也竭力不落后于他”。很可能，就是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首都罗马，伯吉

斯把布兰特吸收进了旨在协助共产国际进行反法西斯秘密斗争的“五人组”。

除布兰特之外，伯吉斯“五人组”活动初期的最大收获，就是把特里尼蒂学院

的学生唐纳德·麦克林（十八年之后他被迫逃往莫斯科）争取到手。麦克林的父亲、

唐纳德·麦克林爵士是出生于英国的苏格兰人，是长老会的律师和自由党派的政治

家。1932年猝死前，他曾担任拉姆齐·麦克唐纳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主席之职。对

唐纳德爵士来说，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崇高的道德准则，基于此种原则，他把儿子

送到了格列舍马学校，校长埃克斯对每一个新生都要灌输“真诚、坦率、诚实、纯

洁、艰苦以及爱劳动”的思想。为了保持纯洁、防止孩子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早期

性试验，每个男孩子的裤袋都被缝上。格列合马学校最有名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为

诗人的奥登，1934年写道：“我反法西斯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在我们的学校中曾经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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