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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8节（第2页）

实行教职选举制，主教由郡选举人选出，教区神甫由县选举人选出，他们毋须罗马教皇授职，也不必向他交纳首岁教捐；教士薪俸由国家支付，按职高低每年分别领取0.12—5万里弗尔不等。1790年11月又通过《宣誓法令》，规定教土必须宣誓效忠新宪政。

他们居然选举教士，他们为什么不选举上帝呢？他们为什么不让上帝发誓效忠宪政呢

先政府没收教会财产严重违背了严格保护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合理运行的基本原则。其次议会和叛乱政府强制改组教会组织，强迫教士效忠叛乱政府，一则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开创了政府直接干预宗教事务的极坏先例。二则违背公民信仰自由的原则，强迫教会公民接受暴乱政府和民众的意识形态，对教士进行有组织的政治洗脑，是严重破坏自由的反人类行为。三则强迫本国天主教会脱离罗马教皇的领导，实行本国教会的独立选举和自治，拒绝罗马教皇任命主教的权威，破坏了天主教的传统，开创了极坏的先例，是对天主教的严重敌视的行为，更为严重的说，这帮无法无天的暴徒竟然胆敢反抗上帝的使者，就是公然挑衅上帝，应该予以最严厉的惩戒。

斐扬派的拉法耶特（拉斐耶，台湾买的那个法国护卫舰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纪元1791年7月17日带领他的军队开枪杀死了大批聚集在马尔斯广场上要求施行共和的不明真相的请愿民众，以武力驱散了和平集会，在墨迹未干的《人权宣言》上重重地踩上了一脚。

再来看看吉伦特派在纪元1791年11月9日和29日强迫议会通过的两个法令：第一个法令宣布逃亡者有阴谋叛国嫌疑，如不在当年年底以前回国，即缺席判决死刑，剥夺其财产之收益；另一个法令规定反抗派教士必须于一周内宣誓效忠宪法，否则将取消其年金，如参加叛乱则予以扣押。

很显然的，这两个法令都是完全违背所谓的《人权宣言》的。判定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审判的权力，应该是在法院，而不是凭议会的某个强行决议。以议会法令剥夺人的自由和财产，甚至生命的权力，根本就是反人类、反上帝的行为，生为王国的子民应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至于强迫教士们效忠他们的宪法，并以切断经济来源相威胁，显然是违背最基本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的，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对宗教活动的侵犯和迫害，应该以上帝的名义予以最严厉的责罚。那些卑劣的贱民，竟然用他们肮脏的手强迫为上帝服务的第一等级的高贵的教士向平民的宪法宣誓效忠，如此侮蔑上帝的神圣，士可忍孰不可忍！

下面是纪元1792年7月伪“立法议会”通过的一些规定：一切行政机关都处于戒备状态，日夜办公；凡能够拿起武器的公民都须动员起来，领取武器，保卫他们的政权。

他们不单实施强迫劳动，剥夺人民休息的权利，也不单强迫实行全民兵役，甚至丧心病狂到迫使所有的法国人去为他们的不义战争丧命沙场。可见这个疯狂的政权已经彻底的丧失了理智，简直就是把人当机器来使，哪里还有一点人权可言？

1792年春，忿激派的领袖扎克·卢在教会里发表煽动性演说，残忍地攻击了高利贷者及富人，要求用死刑对付投机商人，并且严厉管制粮食贸易。

随后暴徒们的又迅速制定了一系列的破坏性政策。比如：

下令收集教堂的铜钟、铸像、金属栅栏改铸大炮，建立军械工场，构筑巴黎外围的防御；——这一法令严重破坏了法国的传统文化和文物古迹，使得大暴乱期间法国传统文化遗存的损失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惨重。

强制规定面包价格——这显然不是按市场经济方法办事。

封闭支持国王的报刊——没有普遍的言论自由，自由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块遮羞布而已，对于支持自己一方的就自由，对于反对他们的，就用专制工具让他们闭嘴。

对嫌疑分子实行监视——所谓嫌疑分子，没有可操作性的标准，结果成为了一方给另一方随时可以扣上的廉价的大帽子。

迫使立法议会于8月17日通过法令，成立非法法庭——再次破坏法律程序，为接下来肆意展开的大屠杀铺平了道路。

8月28日，在巴黎公社的指示下，立法会议下令搜查住宅，逮捕嫌疑犯三千多人，其中有很多是拒绝向叛乱宣誓效忠的僧侣。

9月2日，以丹东等人为首的叛乱分子大肆散播虚假消息，制造恐怖气氛，竭力妖魔化王党的政治人物。此后的几天的之内，被他们煽动起来的武装暴徒大规模冲击监狱，以“肃清反革命”（简称“肃反”）的名义屠杀了数以千计的嫌疑犯，这就是著名的“1792年9月大屠杀事件”。

9月21日，科洛·德布瓦竟然在议会煽动废除君主制。格累瓜尔则大肆散播煽动性言论以示支持，他说:“宫廷是罪恶制造所，是腐化之源，是暴君之巢穴，国王的历史便是国民受残害的记录。”他又说:“这些朝代只是些吸吮人民膏血的残害人民的家世而已”。

判处为守护王室和上帝的权威而英勇献身的伟大的路易十六国王死刑的，是所谓的伪国民公会，时间是在1793年的1月17日。1793年1月21日上午10时，英勇的路易十六国王牺牲在了专制政府的断头台上。（默哀三分钟！！！）然而我们只要对第一共和国的相关法律有一点了解，就会发现其中巨大的漏洞。伪国民公会的主要职责是制宪，也就是说这只是个有着有限立法权的立法机构。而对人生命的刑事判决，则应该是司法机关的职责。国民公会对伟大的路易国王的死刑判决，根本就违反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

叛乱政府对国王的死刑判决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政治谋杀。

1793年5月底吉伦特派分子在里昂联合王党分子发动政变，杀死了近千个雅各宾派分子。随后在土伦、马赛等地也举行暴动。雅各宾派立即回咬一口，派人包围议会，提出逮捕吉伦特派嫌疑分子、清洗政府机关，选举权只送给穷人，向富人征税，贵族之任陆军高级军官者撤职。6月2日，雅各宾派任命的昂里奥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率领8万武装暴民包围国民公会，用大炮对准议会，以开炮相威胁，把吉伦特派政府赶下了台。

6月3日法令规定，把逃亡者的土地分成小块出售，并允许贫农在10年内分期偿付地价。6月10日法令规定，按人口平均分配农村公社的公有土地。7月17日法令宣布，无偿废除一切封建权利和义务，销毁一切封建契约，隐藏文契者将被判处监禁或者处死。

这些法令明显违背了我们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权益，动摇了封建制度继续存在的根基，无疑是向封建社会发出的强烈挑衅行为，我们应该勇敢地将其镇压下去。

比雅各宾派更加专制残暴的还有“忿激派”，忿激派甚至要求实行恐怖统治，屠杀商人，派“革命军”到农村强行征集粮食，逮捕枪决一切嫌疑犯，对军队实施大清洗。肖梅特甚至率领代表团向国民公会坚决要求“把恐怖提上日程”。

雅各宾派和忿激派妥协的结果就是停止实施宪法，以恐怖专制独裁政策取代法律。

1793年8月23日的“全国总动员令”宣布：“从现在起到一切敌人被逐出共和国领土时为止，全法国人民始终处于征发状态，以便为军事服务。”国家的一切物资都被用于战争；18—25岁的未婚男子为第一批应征对象。到1794年春，法国拥有13个军，兵员总额近百万。逃避征发者，可视为叛乱。同时，为了防止正规军可能的叛乱造反，还把义勇军和正规军混合编组，让二者实施相互监督。在军队里对贵族军官实施大清洗，同时从下层提拔高级将领；军队特派员对指挥官进行严厉监督，任何无能和疏忽都被视为对共和国不忠，可随时处决；

1793年7月26日通过的严禁囤积垄断的法令规定，囤积垄断是重大的犯罪；凡储藏有所列举的几十种日用必需品者必须于一星期内向当地政府申报，并于申报后3天之内分成小份出售；拒绝申报或申报不实者均处以死刑，其财产予以没收；国家官员如有滥用职权保护投机商而从中渔利者也以死刑论罪；刑事法庭根据此项法令所作的判决不得上诉。

17日又通过全面限价令，对凡属于7月26日法令中列举的日用必需品均规定最高限价。谷物、面粉、饲料、烟、盐及肥皂的价格必须全国统一。此外，为保证军需和城市的供应，政府还采用征发制、国营制和配售制来管理经济。全国的所有资源、农民的农副产品、手工业者的制造品，都在征发之列。对外贸易、邮政和军事运输、银行和股票交易，都受政府的严格监督。政府直接创建了一些工场，又以提供原料和劳动力的办法控制私营工场的生产，征发产品，限制价格。在巴黎和一些大城市对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划配售制。巴黎公社在肖美特的控制下，把巴黎全市的粮食都放到政府的控制之下，派专员到处搜查藏匿的粮食。巴黎实行面包配给制，发给每个人面包证，凭证购买面包。其他城市也模仿巴黎的榜样。

17日正式成立了以隆森为司令的“革命军”。这支由7200名暴徒组成的队伍，带着断头机巡回全国，用恐怖手段推行上述政策。期间又屠杀了数十万法兰西子民。

在政治方面实行恐怖政策，颁布嫌疑犯令。1793年9月17日颁布的《惩治嫌疑犯条例》规定：凡行为、关系、言论及著作表现为拥护王政、联邦制及反对造反者，未能按规定证明其生活方法及已履行公民义务者，被停职或撤职的官吏，前贵族及其亲属或亡命者的代理人而未经常表现热爱革命者，革命期间出走的亡命者，均被视为嫌疑犯；各地监视委员会或代理其职权的其它委员会应在其辖区内编制嫌疑犯名单，并将他们收押、监管直至处死。据估计，到1794年5月，全国被逮捕的嫌疑犯总数达30万之多。

据统计，仅被直接判处死刑者约近1.7万人，如果加上未经审判而处死者，则达数十万人。在所有业经查明身份的死者中，贵族占8.5%，教士占6.5%，而原来的第三等级则占85%。恐怖使国家陷入了空前的血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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