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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部分（第3页）

谈判结束后，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者们被准许返回布拉格，条件是他们必须顺着克

里姆林宫的意愿使局势正常化。10月杜布切克被重新召回莫斯科签署条约，条约准

许苏联军队常驻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对付西德军国主义集团日益嚣张的复仇野心

的保障”。1969年4　月，狡滑的政客古斯塔夫湖萨克取代杜布切克成为第一书记，

从此“布拉格之春”被长达20年的“苏维埃之冬”代替。

安德烈·萨哈罗夫及其他一些苏联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代表出面支持“布拉

格之春”，这也引起了克格勃的忧虑。在红场举行了一次规模不大但史无前例的游

行，抗议苏联军队进驻捷克。当然，游行队伍很快被克格勃驱散。亚历山大·索尔

仁尼琴后来写道，这两天对他有“重大意义”：

“这两天中我重新选择了自己的命运。我一心想着一件事——要写下一句简短

的话，引用赫尔岑的一句名言：我耻辱，我是苏联人。”

在苏军入侵后的日日月月里，戈尔季耶夫斯基也“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在以

后的年月里他一直在考虑该如何为争取民主的斗争做出自己的贡献。1968年夏，苏

联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人公开支持“布拉格之春”，但对这次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深

切同情已经使克格勃和共产党不得安宁。《苏联文化报》用了一个月时间，找到了

7　名名符其实的艺术家，他们分别在路德维克·瓦楚利克于1968年发表的《2000字

书》上签了字，这是“布拉格之春”过程中最激进的宣言之一。7　月，中央委员会

宣传部下了一道指示，其中强调了对苏联知识分子进行“崇高理想教育”的极端必

要性。

据阿列克谢·阿采别伊说，“安德罗波夫从未惊慌失措过，而且从未制造过恐

慌。但是他认为对意识形态基石的动摇不能熟视无睹，他曾非常不客气地提到过很

多作家、演员和导演”。克格勃为外国杂志提供的各种故事，使安德罗波夫的形象

很适合于西方口味。据《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报道，“安德罗波夫是一位藏

而不露的自由人士”，“他精通英文”，“收集著名乐团的录音带”，“闲暇时间

看英国小说”，“善于友好地同持不同政见者对话”。

但像实际上安德罗波夫的突出特点就是对异己毫不留情，只是在压制不同政见

时更注意方法罢了。“布拉格之春”之后他重新组建了第五局，专门研究不同政见

的各种表现并与之作斗争。这个局的一些部门主要负责监视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

大学生、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主义分子、教徒和犹太人。这些人虽然不再会在公审会

上被控告犯有各种莫须有的罪行，但像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那样，对他们取而

代之的是心理诊所。那里有对第五局俯首贴耳的心理学家。例如伦茨，他是莫斯科

谢尔布斯基犯罪心理学研究所的博士，在他那里诊断的结果总是“精神分裂症”或

“改革狂”。被认为是心理不健全的持不同政见者完全丧失了公民权，被灌下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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