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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第3页）

信，第三帝国将随着“平等权利”的复兴，成为欧洲和平的保障。

1922年，国际社会的两个失去原有性质的大国——革命的俄国和战败的德国突

然开始接触起来，并签订了拉格洛和约，建立了外交关系，彼此在不提出财产要求

的前提下携手合作，这大大震惊了欧洲其他国家。后来的十年中，虽然由苏维埃和

共产国际策动的德国1923年革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苏联同魏玛德国的外交和

贸易关系，比起其他大国来还是要紧密得多。但1933年末，纳粹分子的篡权结束了

拉帕洛和约的时代。虽然斯大林直到1941年德国法西斯人侵前才意识到纳粹的危险，

但希特勒无论是对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不可化解的仇恨，

都早已把纳粹德国实际变成了苏联在欧洲的最大威胁。同样，来自东方日本的威胁

也使苏联大有难以顾全、疲于防御之势。出现的这种严峻形势，迫使苏联不得不在

外交上做出重大调整。苏联的官方对外政策在此之前一直是建立在寻找与西方大国

联合，共同对付德国法西斯侵略威胁的集体安全体系之上的——这种政策可以以苏

联1934年加人国联、随后又抵制国联以及1935年首次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两个资

本主义国家签约的事实作为例证。1930…1939　年，任外交人民委员的马克西姆·李

维诺夫，是集体安全思想的忠心拥护者。十月革命前，他在英国担任了十年境外布

尔什维克小组的领导，革命后他偕自己的英国妻子回到俄国。比起同一时代的其他

政治家李维诺夫更加希望与西方国务活动家和西方激进分子建立友好的关系，因为

这些激进分子都为自己的政府面对来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威胁、即将发起的侵略

而表现出的麻木不仁、漠不关心的态度而绝望。

但与李维诺夫的思想有所不同，早在1934年，斯大林就开始秘密寻求防御德国

威胁的道路。可这条道路不是组织反对它的集体安全体系，而是想与希特勒单独好

和。　1934年7　月初，　即德国冲锋队参谋长艾伦斯特·雷姆和180　余人在希特勒的

“长刀之夜”行动中被枪决后不久，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据说斯大林对大家喊

了起来：“你们听到来自德国的消息了吗？希特勒是怎么摆脱雷姆的？好样的，希

特勒！他告诉我们该如何对付政敌！”没过几个月，斯大林就把基洛夫、自己最主

要的潜在敌人杀了，因此可以说，他的这项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希特勒的先

例。斯大林对“西方力量对比”的评价（此种理论不顾对力量均衡的传统评估，更

注重政治意志和军事实力）也反映出他对希特勒的那种与日俱增的尊敬与好感。斯

大林并不相信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结盟的可能性。正如马列信仰的公理所

表明的那样，斯大林深信所有资本家的自然愿望就是组织反对苏维埃国家的阴谋。

俄国社会主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当时的内部矛盾使资本主义世界四分五裂，而正

是这些矛盾给了俄国革命一个最后机会。希特勒对马克思主义的刻骨仇恨导致苏联

与纳粹德国结盟的可能性大大低于与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结盟的可能性。但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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